西方国家须改革税收福利制度以解决债务危机　

　　新华08网北京8月26日电 德国《时代》周报日前刊登《德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克·席里茨的一篇文章,题为《走出债务窟窿》,摘编如下:

　　当银行家描述他们对世界看法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其他所有人都需要习惯一下。金融市场作为“第五权力”在国家里履行着重要的看守职责,这是德意志银行董事会发言人罗尔夫·布罗伊尔曾经说过的话。“它们不断对政策是否坚实或者是或早或晚不得不进行修正进行着检查”。

　　国际社会刚刚才不得不为银行提供巨额资金支持以便平静“市场”。眼下它又在以更多的资金支持整个国家——而且看不到结束的那一天。

　　与此同时,欧洲人在7月21日欧元区领导人峰会上做出了一件壮举。他们决定对货币联盟进行全面改造——并证明他们的政治意愿。现在有了新的规则、给危机国家更多的资金和一个在严重事件中给予紧急贷款援助的欧洲货币基金。这场自实现共同货币以来最为重大的改革将一劳永逸地稳定欧元。

　　尽管如此:在短暂的欢欣雀跃之后,金融市场已经重新就下一轮救援打赌了。爱尔兰和葡萄牙是公认的摇摇欲坠的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只能靠高利息获得新鲜资金。而且在货币联盟之外,情形也没好到哪儿去。

　　市场动荡威胁着几乎所有的西方工业国。英国政府在金融市场压力下不得不像撒切尔夫人时期那样紧缩节约。衰亡预言家的指导货币——金价几乎每天都攀升至新高。

　　公平地说:救援希腊和其他货币联盟成员国没有什么可以认真对待的其他选择。失败属于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但是从一个特定的企业规模开始——或者是当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时候,这就是个例外了。在现实存在的全球资本主义中,所有的一切联系都太紧密了。一人跌倒、所有人都跌倒的危险似乎太大了。

　　现代文明建立在一个脆弱的根基上,当经济不再运转时根基很快就会塌陷,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和危机论学者凯恩斯的核心观点。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欧洲为国家社会主义铺平了道路,并使美国大片地区的人陷于贫困。

　　因此没有一个政府首脑愿意冒险,因为破产而导致金融末日的到来。他们宁可再放松几十亿资金,宁可再让规则松动一点——即使这有违自身的信念,即使民主的决策过程沦为了无关紧要的附属品。最终,德国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会在联邦议会同意对欧元的救援方案,而且如果美国真的没钱了,在它触碰投资者的债券息票之前,它会先在退休和公职人员身上省钱。

　　这种救援强迫症的代价是,政府当局越来越少地从国民立场出发,而是越来越多地从证券市场出发。如果对一个民选的政府来说资本市场的利息报酬比民意调查还重要,如果救援计划每个月都要受议会的纠缠折磨,如果甚至是最后一个仅存的超级大国也在私人评级机构的评判面前颤栗发抖,那么肯定有些事失控了。

　　剥夺市场的权力!在一个罕见的历史情形下,这个口号将保守派和左翼阵营统一在了一起。而且这也没错:眼下投资者的所作所为似乎非但无用而且有害。譬如说,当希腊人把钱白白浪费掉的时候,会有人以给很低的利息为他们提供资金。而偏偏是在雅典政府着手改革的此刻,私人资本源泉却枯竭了。

　　但是,国家自己也在听任金融市场的摆布,这话也没错。市场对政策的影响力就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影响力——而这是有悠久历史的。

　　抗击金融危机使国债急剧上升,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其实在这之前国债就已经不在控制范围之内了。在1987年至2007年(危机前一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公共负债在经济成就中所占的比例从60%上升到75%。如今债务已经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0%以上。危险的不仅仅是债务的绝对值,危险的还有危机所决定的景气计划。危险的是趋势——而趋势是向上的。几乎是无限度举债可能使得西方国家偿付意愿距离预期的裂缝越来越大。这里新建条街道,那里给点优惠——可是如果人们可以轻易地借到钱的话为什么还要为此付钱呢?如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在金融市场上弄到钱,为什么还要费力地向国民说明提高税收的必要性呢?

　　这样不断地举债使得一种懒语民主成为可能。它使得未经政治争论就采取政治行动成为可能,而政治争论是民主决策的前提条件。而且它试图让人相信一个铁一般的经济基本定律(任何东西都不是免费的!)不再适用。

　　对美国右翼来说,这是准备对显然触碰了自身客观资源界限的国家展开早就渴望进行的毁灭战的机会。但是人们无须认同这种观点——也不应该这么做。

　　因为并非每个目前处于困难当中的国家都在超支过挥霍的生活——恰恰相反。尽管对不堪重负的社会福利预算和官僚机构人浮于事的先入之见是如此顽固,但这往往与现实并不相干。政府如今并不比20年前更加慷慨。2007年经合组织国家支出在经济成就中所占的比例平均为39.8%,而1987年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还是40.9%。同期德国社会福利所占比例从30.8%下跌到29.2%。下跌了,而并不是上涨了。

　　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让人们分担公共服务成本的问题上缩手缩脚。2000年至2007年美国税赋比例从35.4%下跌到33.9%,德国从46.4%下跌到43.8%,希腊从43%下跌到40%。不管是在施罗德还是小布什任期期间,自从世纪之交以来西方世界就减少了税收。

　　恰恰美国人表明,这并非自然规律。比尔·克林顿在他八年任期内将债务水平降低了1/3。如今人们可能几乎无法想像,但当时人们曾就低国债水平的风险展开过讨论:除了美国国债,美国人还有什么其他投资能这么好地为老年人作保障呢?

　　所以说,问题不是西方是否还能负担得起它迄今为止已经负担的,而是它是否还愿意负担。因此危机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并非经济上的。它是不愿苛求人们做出艰难决定的政府人员的危机,是觉得无须作这一决定很舒服的国家中产阶级的危机。

　　眼下金融市场正以一切力量强迫他们:我们打算像迄今为止那样继续生活吗?那我们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是我们所有人,因为对富人征点税将不足以填补窟窿。还是说我们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那我们就必须承担后果——并放弃公共基础设施和国家组织的共命运行动。

　　只有当做出这一决定之后,市场才会平静。救援计划买来了时间并使必要的调整变得容易。没有更少,但也没有更多。

　　只有当政界试图逃避决定时,西方民主国家才真正处于危险之中。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口号是“无代议仕则不纳税”。人们也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不纳税则无代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