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物价保增长 “弱商品”恐难改观

　　中国“稳物价”和美国“保增长”的政策矛盾并未改变,国内高通胀和人民币持续升值对实体经济的双重影响值得关注。虽然以货币升值冲销输入性通胀的逻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一旦置于内生性通胀甚于外源性通胀的条件下,政策的偏度和尾部效应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此外,尽管美国经济数据出现了间歇性疲弱,但其并不能作为美联储即时推出QE3的砝码,或许预示着衡量全球流动性水位浮标的黄金在三季度难免下沉风险,而这对于商品市场来说无疑将是新的利空。

　　继6月13日央行发布5月“紧货币”数据后,6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CPI同比增长5.5%,涨幅创下34个月新高。值得关注的是,PPI同比涨幅尽管与上月持平,但环比连续10个月正增长。换言之,央行再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亦表明,政策放松与否的争议和猜想并无太大意义,或许要思考的是,在政策路径依赖的条件下,市场波动的矛盾和重心是否有可能出现切换和转移,而这也是三季度策略布局和方向配置的立足点所在。

　　国内而言,5月PPI持续高企进一步验证并强化了 “总量控制与结构失衡之间的矛盾”。所谓总量控制,指的是政府宏观政策调控和货币紧缩,结构失衡是指整体基本稳定,但不同行业企业由于产业属性或规模禀赋的差异,在总量控制的条件下出现冷暖不一、甚至严重分化的裂差。回顾过去的两年,在超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和经济强劲复苏的双重驱动下,国内企业经历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期,经营规模和产能扩张的同时,资金杠杆和资本负债结构也大幅攀升。然而,摊子铺大之后突然遭遇宏观紧缩和调控,企业单体由于资金杠杆过大导致的资金链紧张快速传导至产业链上下游,进而出现了滞销、库存积压以及应收账款的急剧膨胀。以江浙地区进出口贸易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为例,一方面受困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和人民币汇率不断抬升,另一方面受困资本流转和资金成本,企业往往只能选择被减产(这与当前国内的“电荒”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产销结构的均衡和节奏被打破,会进一步造成生产者价格斜率(PPI)更加陡峭,近期有关广东和江浙中小企业倒闭的风潮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已陷入“货币紧缩—结构失衡—PPI高企—货币紧缩”的循环怪圈,这越发表明通胀形势的严峻性(即CPI和PPI的双维性)非但没有减缓反而更趋复杂。

　　国外方面,美联储在QE2结束后是否有变相QE3出台,无疑是当前横亘在国际市场的首要矛盾。即将于本月19-20日举行的美联储议息会议无疑是全球最受瞩目的看点,其结果不宜枉加臆测,但笔者从伯南克于6月8日在国际货币会议上的演讲,以及特里谢于6月9日欧洲央行议息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捕捉到几许细微处的变化:其一,伯南克措辞罕有地对大宗商品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评述,其主要观点是将商品价格的上涨归因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而为其货币宽松引发的通胀效应极力辩护;其二,特里谢的措辞也一改先前对原油价格持续上涨所引发第二轮通胀效应的担忧,转而强调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是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二者结合起来看,美国维持经济增长的核心矛盾未变,宽松政策仍是常态,将欧洲重新调整立场,将通胀矛盾让位于经济增长,特里谢言论的核心基础是原油价格未来会走软,而伯南克则对原油价格维持中性观点。全球两大央行掌舵者缘何对原油价格的看法如此相似,是事出有因还是故作掩饰?如果换一种视角,需要仔细斟酌的是,未来的原油走势是否存在“政策维稳”的可能?